欧洲系列 — 罗马的“农本”价值及“皮洛士战争”

鉴于罗马帝国那明显的“地中海”格局，罗马文明的基本属性经常被误认为也是以商业规则为核心价值观的海洋文明。但实际情况却是，罗马文明的原始属性和大陆文明一样是以农为本，最终的版图内拥有如此漫长的海岸线，并不是罗马人主动追求的结果。在罗马人看来，那些能够种出粮食的土地，才是最重要的。　　希腊和腓尼基人选择以海洋贸易立身，很大程度是因为地理条件所限，无法出产更多的粮食，以满足增长的人口。而当他们发现通过控制海洋贸易，能够获取整条贸易线上最多的利润时，那么就算有实力，去兼并更多能够用于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土地，也不会有动力回归农本社会了。这一点很像现在的美国，一直能够坐在世界金融体系的顶端获取最高利益，再转过头来重启制造业赚辛苦钱，就显得障碍重重了（虽然也知道这很重要）。相比希腊地区，意大利的农业条件就要好的多了，即使不算波河平原这样的大平原，能够形成规模农业的低地面积，也比希腊要大的多，并且没有那么破碎。然而罗马文明最初的农业属性，却并不是因为意大利半岛的农业条件比希腊好，而更多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以罗马所属的台伯河东岸地区来说，一方面希腊人在沿海岸线北上，占据良港布设贸易据点；另一方面西岸的伊特鲁里亚人，又先发把自己打造成了小希腊，并且凭借经济优势，将拉丁姆地区变成了自己的商业腹地。在这种情况下，罗马和他的拉丁同盟们，其实并没有机会从贸易网中获得太多额外收益的。换句话说，被两面挤压的拉丁人所能选择的，基本就只是整个贸易链条上的农业生产者和消费者。　　罗马人的这种被动局面，一直延续到公元前6世纪末。在历史阶段划分中，自罗马建城起的公元前753年，到建立罗马共和国的公元前509年间，被称之为“王政时代”。这一时期的前期，罗马人遵循原始的部落军事民主传统，“选举”出拥有最强武力的人做自己国王，并且逐步向真正的国家过渡。　　问题是，任何民主的外表，背后都逃脱不了经济因素。由于罗马的对外贸易权，被伊特鲁里亚人所垄断，这些来自台伯河西岸的商人，在罗马城中的话语权也越来越大。在控制整个地区的经济命脉的同时，伊特鲁里亚人也在用他们的文明、技术优势，完善罗马政治体系、基础建设，让罗马人感到有所帮助。所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名言，在罗马身上也应验了。从第五代国王起，伊特鲁里亚人成为了罗马的王（后三个都是）。　　伊特鲁里亚人的渗入，为罗马及相邻的拉丁人开启了文明之路，那些从希腊、埃及等地输入的商品，也让拉丁人看到并学习外面的世界。如果伊特鲁里亚人，能够借势在民族融合上，多下些工夫，以后书写罗马历史的也许就不是拉丁人了。然而做为经济金字塔顶端的伊特鲁里亚人并没有这个意愿，让拉丁人来分享这一切。或者说他们更愿意以族群为识别标签，保证罗马及整个拉丁姆地区的经济命脉，掌控在自己手中。　　伊特鲁里亚人的这种想法，在海洋民族看来很正常。就像当年的英国，现在的美国，会很愿意打开一个地区的市场和你做生意，包括顺势控制你的政局。但他们参与当地政治的目的，只是为了赚取更多的利润，对于大陆文明所热衷的那种，以民族融合为主要特征的领土扩张却并没有什么兴趣。　　伊特鲁里亚人的这种做法，固然对拉丁人是一种经济上的压迫，但反过来也让拉丁人能够在伊特鲁里亚人的统治下，保持了自己社会、族群结构完整。对于外来统治者来说，如果不能够与土著民族进行有效融合，通常情况下，统治权被最终逆转就再所难免了。公元前509年，罗马城中的最后一个伊特鲁里亚人出身的“王”，终于被罗马贵族所赶走，罗马也从此进入了“罗马共和国”时代。与其说这是一个体制的进步，不如说罗马人向摆脱异族人统治，跨出了最重要的一步。　　罗马人选择了公民拥有参政权的共和制，而不是以一个罗马人的王，去替代伊特鲁里亚人。这种选择究其根源，还是受了海洋文明的影响。如果身处亚洲大陆的话，罗马人接下来的选择，应该就是博弈出一个拥有世袭和专制权力的“王”了。事实上，由于自身贵族体系传承和外来雅典式民主的影响，罗马在共和国阶段所发展出来“民主”，外在表现为贵族（通过元老院参政）、平民（通过公民大会参政）之间有所制衡的混合体。这种兼顾精英阶层与平民政治权力的“两院制”，也成为现代西方民主的体制源头。　　这些外在体制问题上利弊，并不是我们研究的方向。因为身边有很多现实的案例告诉我们，体制和意识形态，并非一剂解决问题的万能良药。单就体制这一点来说，希腊人所做的尝试已经足够多了。至于罗马，抛开这层体制表相，罗马人所被迫坚持的“农本”主义，才是他们最终成为地中海之主的根本原因。　　如果罗马人也想完全仿效希腊人，将目标锁定在能够垄断一个地区贸易权的沿海殖民地上。即使罗马人能够赶走伊特鲁里亚人，并且最终取而代之，成为整个意大利中部的主人，那么他们无非也是建立起一个个由独立城邦所组成的，以利益为纽带的 “拉丁贸易同盟”。然而地缘文化的不同，使得罗马人并没有这样做。在接下来的历史进程中，罗马人开始逐渐征服、同化周边生活在拉丁姆地区的部族，并且将跨越亚平宁山脉，将共和国的范围扩张到了意大利半岛的中东部。　　相比那些海洋民族，罗马人在民族融合方面所做的工作，是他们走向成功的决定性因素。以雅典为代表的海洋民族，出于控制经济权的原因，对于扩张拥有参政权的“公民”范围，是非常谨慎的（父母不是雅典人，就很难获得雅典公民权）。或者说他们并不需要太多人，来分享金字塔顶端的权力。如果出于战争或者经济的原因，需要导入大量人口，他们宁愿用商业规则来解决一切（比如使用雇佣军）。反观罗马，农业民族的出身告诉他们一个最原始的道理，人口和土地的数量，才是决定一个民族竞争潜力的基础。无论是在共和国还是帝国时代，罗马公民权都在不断的扩大。从最初的生活在罗马城中的自由民，都是罗马公民，到后来的只要是拉丁人，就是罗马公民。再到所有生活在罗马帝国境内的自由民（包括被解放的奴隶），都可以成为罗马公民。　　在政治体制研究者看来，罗马的这种变化应该被视为是一种体制的进步。不过从地缘本质上来看，罗马实际上在做的是民族的扩张。伴随着领土的扩张而扩张的，是“罗马人”的民族概念。而罗马对于土地和人口的欲望，也使得“罗马”的概念，不会只停留在沿海那些拥有天然良港的点上（可耕地的分布，远比天然港口要广）。

以罗马和拉丁人的实力，即使把伊特鲁里亚人赶回台伯河西岸，他们要想摆脱这个经济强大的邻居，甚至反制对方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在后来的日子里，伊特鲁里亚人以台伯河西岸城市“维艾”为主要据点，不断入侵、骚扰罗马，以期重新控制拉丁姆地区。双方博弈了百年，前后进行了三场战争，直到公元前396年，罗马人攻占维艾城，胜利的天平才开始向罗马倾斜。

　　罗马人之所以取得最终的胜利，除了自身实力走强的原因以外，也和伊特鲁里亚人的海外博弈失败有关。做为一个以贸易立国的城邦同盟，在海外开拓殖民地并扩张贸易网，几乎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做为本土海洋势力的代表，伊特鲁里亚人不可避免的，会在海洋上和希腊人、腓尼基人发生矛盾，甚至引发战争。公元前475年，伊特鲁里亚人的海军，在与大希腊强邦叙拉古的争霸中落败，被迫压缩了自己的贸易空间。更为致命的是，数十年后，高卢人又翻越阿尔卑斯山占据波河平原，从陆地上对伊特鲁里亚地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有伊特鲁里亚人在海、陆两线博弈希腊人和高卢人，罗马人反倒能够有空间和时间，在对抗伊特鲁里亚人的时候，整合拉丁姆地区的同族部落了。当历史即将进入公元前3世纪的时段时，罗马共和国不仅成为拉丁人的领袖，征服了周边山地上的边缘部族，更各个击破了，或征服或结盟的解决了伊特鲁里亚地区的威胁。很显然，意大利半岛南部的希腊人，将成为罗马共和国的下一个征服目标了。

　　公元前282年，觊觎南意大利的罗马人，终于和本地区的中心城市——他林敦（今塔兰托）发生了利益冲突，并引发战争。在罗马一步步走强的时候，这些殖民意大利的希腊人，仍然像他们在本土一样，热衷于以城邦为单位彼此倾轧，争斗不休。即使是某一阶段的胜利者，也没有能够在战争时调动大希腊地区全部资源的权力。只有在威胁来临时，那些具体感受到威胁的城邦，才会有动力结盟备战。至于地缘位置上远离攻击线的城市愿不愿意出手，就不一定了。这一城邦体系所带来的低效，在希波战争中我们已经充分感受过了。

　　最终对他林敦及其盟友提供支援的，并非大希腊地区南部的希腊城邦，而是亚得里亚海（希腊与意大利半岛之间的海区）对岸，来自伊庇鲁斯地区的国王“皮洛士”。这场战争也因此被称之为“皮洛士战争”。伊庇鲁斯板块在之前的内容中就已经出现过了，位置在希腊的西北部（也包括阿尔巴尼亚的南端），吕都斯山脉西则。做为与马其顿地缘位置相当的，希腊半岛的边缘板块，从伊庇鲁斯南下的多利亚人曾经终结了迈锡尼文明，然而由于爱琴海才是东地中海地区的核心，伊庇鲁斯板块本身，一直在希腊地缘政治舞台上没有太大的作为。

　　在马其顿王国崛起，并南下统一希腊半岛之前，伊庇鲁斯地区也开始形成统一王国，并且成为马其顿人争霸希腊的盟友（亚历山大的母亲就是伊庇鲁斯人），这次结盟也成为伊庇鲁斯人正式融入希腊的契机。不过后来的事情我们也知道了，昙花一现的亚历山大帝国之后，马其顿系的几大王国，成为了帝国遗产的继承者。至于伊庇鲁斯虽然也介入了继承者战争，但以其地缘位置和政治渊源来说，很难有机会在希腊半岛以及东方有所作为。不过，如果把视线转向西方的意大利地区，我们就会发现伊庇鲁斯将真正迎来属于自己的机会。

　　事实上，在亚历山大开始东征之时（公元前334年），伊庇鲁斯王国就已经明白自己的地缘扩张方向，并也代表希腊组织了一场“亚历山大西征”了。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此时伊庇鲁斯的国王，不仅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舅舅，本身名字也叫“亚历山大”。当然，相比这些亲缘关系，我们的重点还是应当放在这些事件的地缘背景上。

　　伊庇鲁斯的亚历山大一世、皮洛士两位国王，相隔半个世纪对意大利半岛的远征，直接起因都是应“他林敦”的请求，而他林敦之所以代表意大利南部的大希腊地区请援，又都是因为遭遇意大利本土部族的侵扰（最终也都因当地希腊人的背叛，不得不退了回来）。只不过相比第一次战争中的那几个部落，皮洛士这次遇到的意大利本土势力要强大的多。　　公元前280年，由两万五千多名军人所组成伊庇鲁斯军团在意大利半岛南部登陆。然而皮洛士没有预料到的是，前去增援的那些希腊盟友，并不能给他多少支援。在伊庇鲁斯人起兵之前，他林郭曾承诺会组织37万雇佣军与皮洛士协同作战。结果证明，这只是忽悠他前来支援的谎言。如果伊庇鲁斯人仅仅是以一个援助者的身份登陆意大利，那么他们完全应该在获知真相后退回希腊。不过皮洛士愿意前来增援，却不是出于什么民族大义。　　前面我们也说了，以伊庇鲁斯的位置来说，很难在爱琴海以及亚洲有所作为，但如果把亚得里亚海和意大利半岛当成扩张方向的话，就算没机会翻版亚历山大帝国，也还是很有机会，打造一个亚得里亚海版“提洛同盟“的。因此说白了，皮洛士和他的祖先那么热衷于“帮助”大希腊地区的同胞，还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正因为如此，在发现那些大希腊地区城邦形同一盘散沙后，皮洛士决定单凭借自己的军力单挑罗马。　　因为与马其顿人密切关系，这支升级版的马其顿军团，战力还是颇强的。为了增强胜算，伊庇鲁斯人甚至从埃及的托勒斯王国借来的十九头大象。在战争中，这些庞然大物也给罗马人留下的深刻的印象。以亚历山大东征的兵力来看，皮洛士认为他所率领的军团，加上大希腊城邦的支持，应该是很有把握战胜罗马的。而就战术过程来说，皮洛士也的确占据了一定优势，前后两场战役都取得了胜利（大象也帮了一定忙）。　　然而对于跨海而来的皮洛士来说，此前对罗马军团的战力有些低估了。这两场战役虽然分别歼灭了七千和六千罗马军队，但伊庇鲁斯军团也损失了八千精锐。如果当年亚历山大每战也是这样惨胜的话，估计他最多也就能搞掂小亚细亚沿海地区了。按皮洛士本人的话来说：“再来这样一次胜利，我自己也完了。”在后来的历史中，类似的惨胜也因此被称之为“皮洛士的胜利“。